中央酝酿出台反周期政策 企业追求套利或是死路

　　11月15日，2015年北京大学成都金融论坛召开，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见底有可能，可持续回升几乎不可能，判断什么时候见底，要看经济新的支柱规模何时形成，这当中涵盖两层意思，原来的过剩资源的再利用和新支柱的规模、数量的积累。黄益平认为能够稳住增长速度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改革的速度可再快一些，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性还有待加强，如果企业追求可持续增长，应该把焦点从政府转向市场。
　　黄益平判断，经济下行是历史性趋势，不可逆转，下一步增长速度还要下台阶，可能会有波动，但往下趋势不会改变。
　　那么诱导因素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周期性因素即过去出口增长，每年都在20%以上，现在负增长，好的时候仅为5%，这是出口产生下行压力，周期性因素里有一个结构性的变量。“全球经济复苏会有帮助，但周期性出口改善不会回到从前。”黄益平表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现已没有竞争力。
　　三驾马车中靠制造业支持增长的出口碰到比较大问题，即劳动密集型的问题；支持投资的产业，产能过剩、效率低下、产品没有竞争力，继续支持下一个阶段的增长几乎没有可能。但并不是说没有看到希望，有一些企业在国际上有竞争，比如，家电、电子通讯产品、汽车、重型机械、大型机电设备、互联网金融等等。不过问题是这些产业的规模目前还不足以抵消传统支柱产业带来的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
　　增长下行的压力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才是见底？黄益平称，核心判断只有一个，就是上述产业形成有竞争的、成规模的新的支柱产业，简单说就是高附加值的、高技术含量的、有竞争力的服务业和制造业。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中等收陷阱的挑战，但是中国的挑战远比中等发达国家的挑战复杂得多。随着经济增长，所有国家都会面对成本提高的问题，中国有两个特殊的问题，首先，中国三十几年改革背后存在长期压低投入品价格，通过消费者补贴企业、中小企业补贴大企业，达到支持出口、投资和高速增长。除了成本上升，资源价格改革、金融改革，这些投入品的价格普遍上升，因此我们的成本上升的速度远高于其他发展国家同等发展水平时所遭遇的问题。如何将过剩产能重组，进行资源再利用？现在并没有很好的答案。
　　其次，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第一就是宏观的反周期政策，但不会像过去08、09年那么强劲，举全国之力支持增长的做法不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4万亿的反思，在起到刺激效果的同时，也导致了今天的前期刺激政策的后续效果，比如产业过剩问题；其二，经济下行有风险但没有脱离合理空间，从就业指标看，劳动力市场没有大面积失业；其三，决策者担心宏观政策风险，对货币的调控来说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资产价格泡沫等。
　　第二个政策就是结构改革，目前的问题是资源集中在低效率产业而非新型产业，企业举债已经占到GDP的150%，这当中80%都是国有企业，对应的是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所以结构改革就非常关键。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非常完整，中心思想就是市场机制在市场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根到底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才能支持我们中国经济中高速的增长。但在进程中，没有预期那么快，不同的部门、领域之间的协调有待加强。比如城镇化是推动经济下轮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是土地制度改革非常难；金融改革的步伐非常快，但市场纪律问题没有解决。金融市场上的隐形担保、刚性兑付、违约企业破产等都是没有市场纪律的金融开放导致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产业政策，遵循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原则。政府明确支持产业很快发展成过剩产业，企业老是希望从政策上套利，跟着政策走的企业，“一阵子不是一辈子”，在短期内会有一些机会和利益，但也会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市场是动态的，市场创造不是政府制造，对于企业来说，追求可持续增长，关注的焦点从政策转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