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国人着装变迁　两代裁缝见证服装“演义”

　　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件烧炭的熨斗、一台脚踏缝纫机——凭借这四样东西，彭德明的父亲走家串户做衣服，养活了6个儿女。彭德明接过衣钵，于1985年闯到北京，摆摊“收活儿”。经年发展，裁缝铺一度扩大到拥有工人十二三人。

　　儿子彭伟承接着这个职业。他学了三年裁剪，现掌管雅秀一家服装定制店，为诸多名人制装。

　　其间，他们见证着国人的着装实现由单一到多彩的变迁、由新潮向传统的回归。

　　家庭介绍

　　彭德明：54岁，江苏南通人，15岁跟父亲学做裁缝。1985年来京，其裁缝店一度发展到有工人十二三人。

　　彭伟：30岁，彭德明之子，学习裁剪3年，现在雅秀市场负责一家服装定制店，曾为劳拉·布什、罗格夫人等知名人士制装。

　　15岁开始学做裁缝

　　1955年，彭德明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小岛上。父亲靠着裁缝这门手艺，养活他和另外5个弟妹。哪户村民要做衣服了，就先买好老粗布，再把父亲请去。那时都是纯手工缝制，因此，做一件衣服就要一天的时间。做衣服的人家管吃，父亲总会留一些带回来给孩子吃。

　　15岁时，彭德明开始跟父亲学做裁缝。

　　彭德明虽然上了六年学，但“识字水平只有三年级”，因此，父亲要让他早点学会手艺。从基本的手针到裁剪等手艺，彭德明跟在父亲身边，边做边学。

　　学成后，父亲传下4件东西——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件烧炭的熨斗，还有一台脚踏缝纫机。父亲觉得，凭借这些东西，彭德明可以安家立业了。

　　当时，农村人做衣服不讲样式。然而，中山装的改良版已在北京出现，并影响至今。

　　1956年，大批裁缝名师从上海迁入北京，其中一批精英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友人制装。田阿桐、丁奎英等师傅根据毛主席的特点，对原中山装作了三处改革：一是将上面两个秃而圆的兜盖改成“扁而尖”，使衣服上部显得富有朝气；二是垫肩微微上翘，使肩部更加平整服帖；三是根据毛主席丰颐宽额的脸型，将领子加宽加长。

　　毛主席穿着这套中山装拍了标准像，就是至今仍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伟人像。此后，毛主席在很多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这套经过改良的中山装被人们称作“毛式中山装”。

　　这样的变化，彭德明当时并未听说，他们那里做的还是老式中山装。他更没想到，在这第一拨外地裁缝进京潮之后，他会成为第二拨裁缝进京潮的一分子。

　　背着缝纫机进京

　　“这边不错，来吧！”

　　1985年9月的一天，彭德明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妻弟徐红兴发来的。他跟彭德明学了手艺后，于当年8月奔赴北京，在南苑落脚。

　　彭德明开始有些犹豫。虽然是裁缝，但买不起布，他的衣服穿过后，也要传给老二穿，再传给老三和老四穿，其他村民更是这样。因此，在农村做裁缝的生意并不多，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儿子彭伟渐渐大了，家里的花费会更多。

　　到北京去？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时，改革开放的声音已传遍各地，江苏等地的很多裁缝北上寻找机会。

　　彭德明跟家人商量后，决定和两名乡邻同行。他们背着两台缝纫机、三床被子和换洗衣服就出发了。

　　到达北京火车站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当时，并没有公交车到南苑。根据徐红兴描述的路线，彭德明等人开始步行。

　　彭德明背着一台缝纫机、一床被子和衣服，总共有七八十斤。走到木樨园附近时，他走不动了。三人停下来歇会儿，但越歇越不想走。彭德明背起缝纫机，开始数路边的电线杆，鼓励自己走两个电线杆才能歇一下。

　　次日天亮后，彭德明3人才找到徐红兴的落脚地——南苑红房子。彭德明在菜市场边租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安顿下来。当地居民送给他一块木板，他铺上被子美美地睡了一觉。

　　白天，彭德明在行人较多的路边支上铁架子，上面铺一块木板，摆上剪刀、尺子、画粉等家伙，开始“收活儿”。当时，裁缝铺不卖布料，只负责做衣服，裤子两块钱，上衣三块钱左右。

　　此前，北京人的衣服多半是自己缝制，裁缝店很难找。李岚清曾回忆说，1978年初春，他要做一件短袖衬衣，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裁缝店说可以做。量完尺寸后，问什么时候来取？裁缝说，11月。

　　彭德明等江苏裁缝的到来，满足了这个市场需求。白天收完活儿，彭德明整宿地干，第二天就把客人要的衣服做好。

　　这个时候，布料已告别“老粗布”，夏天流行“的确良”，冬天时髦“迪卡”。一部反映纺织厂女劳模与漂亮裙子之间矛盾冲突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播出后，影片中的“红裙子”成为中国女性追捧的对象。此后，红裙子、黄裙子大行其道，蓝色、灰色、绿色主打的服装时代终结。

　　除了布料和色彩，服装的样式也在不断变化。田阿桐的徒弟、红都服装公司技术总监闫瑞环说，当时，一些年轻人开始穿宽大的蝙蝠衫和喇叭裤，包臀的牛仔裤也悄然出现。此外，西装取代绿军装，成为新时代国人第一种流行服装。

　　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彭德明兴致勃勃，又感觉压力重重。好在江苏的裁缝老乡们常常沟通，一起学新样式的做法。

　　从高峰到低谷

　　出活儿快、能做新样式，彭德明的生意好起来，添置了电熨斗等工具。他将妻儿接过来，还从老家招了徒弟。十多平方米的裁缝铺显得更加拥挤了。晚上，彭德明和徒弟在案板上做衣服，彭伟就睡在案板下面。

　　上世纪90年代，除了做衣服，裁缝铺也开始卖布料，做一条裤子变成了20元左右。因为生意好，彭德明从老家招的徒弟越来越多，徒弟出师后，就在他那里当工人。1996年，他有十二三名工人。除了裁缝铺，他又租了一间大房子当厂房。

　　附近制鞋店的店主说，彭德明当上了老板，开始搞“管理”了。彭德明笑着说，工人忙不过来时，他也帮着裁剪。那时候，彭德明一年的收入有十多万元。

　　其时，成衣销售已开始风行，但凭借在当地的人缘，彭德明的裁缝铺依然生意兴隆。

　　此后，各种各样的服装品牌纷纷涌现，找裁缝做衣服的人不断减少。2003年，看到很多裁缝改行卖衣服，彭德明心动了。

　　他到六里桥等地的超市、商场租了柜台，开始搞成衣销售。转战数地，花了大价钱付场租、进货，但就是卖不动衣服。短短一年，数十万元亏损殆尽。

　　徐红兴认为，做成衣销售的人太多，竞争过于激烈。彭德明比较保守，对于做衣服之外的管理和销售等并不擅长。

　　此后，彭德明回到南苑，原先的裁缝铺已经立起了高楼。他在高楼对面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重新开起了裁缝铺。

　　名人纷纷光顾

　　在彭德明遭遇低谷的时候，彭伟跟着舅舅徐红兴，摸到了一条新路子。

　　彭伟中学毕业后，就跟着徐红兴学了三年裁剪。在他看来，年轻些的舅舅比爸爸观念更新，更能了解和接受新趋势、新样式。

　　进入新世纪，“撞衫”成为尴尬的事情，人们开始追求服装个性化，定制成为“潮人”的新宠。

　　裁缝店生意转衰之后，徐红兴开始转向服装定制。在做企业服装团体定制取得成功后，他于2005年在雅秀市场租下两块场地，取名苏珊裁缝(服装定制)店，彭伟帮他管理其中的一家店。

　　雅秀市场地处三里屯，很多外国人来此购物。为了与外国人做生意，彭伟报了一个班，突击学习英语，尤其是关于布料、尺寸、报价方面的。他的英文名叫Peter，“简单，老外容易记得住”。

　　在这个店铺里，柜台摆满了各种中高档布料，根据最新流行趋势制作的服装在醒目处展示。除了西服，复古的唐装、中山装，都是这里的主打。

　　今年7月21日上午，一对外国父子来定制服装。营业员跟他们沟通后，得知他们想定做西服。

　　“5套还是10套？”营业员用英语问。

　　“No，no．”对方笑着说，他并不想天天穿西服，只要一套西服、一件夹克和衬衫。

　　彭伟为客人量完尺寸，报价时，让对方看了此前同款衣服的售价。彭伟说，这些客人是以前的客人介绍的，不能比以前的卖得贵。

　　每到下午，彭伟就忙得没法儿分身了。当然，这比起那些为名人制装的时候，确实显得平淡了。

　　彭伟记得，2005年，劳拉·布什在该店定制了一套唐装。接到通知后，徐红兴亲自到酒店，为劳拉·布什量体。徐红兴说，当时只专注地测量，跟对方没有什么交流。量完后，立即让店里专门做唐装的裁缝赶制。2008年，罗格夫人和女儿来店里定制了套装。此外，李金斗等诸多演艺界名人均来此定制过服装。

　　彭伟说，他曾为不少名人量体裁衣，很多人是这里的老主顾。

　　最大的愿望

　　彭伟觉得，现在他干的活儿：帮人量体、记下尺寸，跟当年父亲站在路边“收活儿”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当年父亲“收活儿”后，要自己熬夜赶制；现在，他只要把尺寸发到工厂，工人们就会按要求赶制了。

　　徐红兴邀请过彭德明跟他一起干，彭德明没去，他说：“我干我的裁缝铺，也方便照顾小孙女。”

　　裁缝铺尽管利润很少，但生意很好。最近，当地居委会的老太太要搞表演，托彭德明做50套表演服。他和现在仅有的一名工人紧赶了好几天，在她们需要前做完。

　　来北京20多年了，彭德明熟悉这里的老人和新人。遇到浑身是泥的农民工来补裤子，他会少收一块钱。因为，在北京这么多年，他“遇到了很多好人”。当年，他刚到北京时，是当地人送他木板当床卧，送他板凳待客坐。

　　刚来时，一家人挤在十来平方米的平房里；现在，彭德明和老伴租了一间大院子，儿子、女儿有单独的住处。当年，买不起菜，他到菜市场拣菜叶子回家煮着吃；现在，想吃啥都能买了。

　　彭德明在老家建了一套三层楼房，一直没人住。最近，彭伟又到老家所在的城镇，花四十多万买了一套商品房，把女儿的户口转过去了。

　　彭伟说，江苏来的老裁缝绝大多数都回去了，30岁以下的很少再学裁缝了。因此，彭德明打算一两年后回老家，把孙女转回老家上学，那边教学质量好。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孙女上大学。

　　彭德明一边说话，一边把飞人牌缝纫机踩得飞快。他说，这台脚踏缝纫机跟了他20多年，不会再传给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