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核算的政策启示

　　贸易失衡一直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全球失衡，甚至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祸根之一，成为国际争论热点。传统的贸易总值核算方法大大高估了全球贸易的总规模和失衡程度，而新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则大幅下调了中国对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顺差幅度，甚至将中国对日本和德国的顺差修正为逆差。两种核算方法的结果差异如此之大，二者到底有何异同？为什么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对贸易增加值核算如此关注并大力推进？这对中国改革开放、结构升级和发展战略意味着什么？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不仅放大而且加快了商业周期冲击的国际传导。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启示包括：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政府要创造友好高效的商务环境；尽量在多边层面削减关税；贸易政策应保持中性；应降低投资壁垒；政府引资政策的焦点应从较粗层次的产业深入到产业内具体的生产活动；政府应合力确保多边投资体系长期支持经济增长；应加强对国际投资者完成初始投资后的服务。

　　贸易增加值核算的基本单位是国家价值链，包括众多生产单位。在用投入产出表核算贸易增加值时，对加工贸易实际情况以及数据运算处理的一些假设，可能影响贸易增加值测算精度。

　　自从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以来，全球产业内和产品内生产活动在不同空间的分散化正快速深化。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功能分散化和地域分散化，已显着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为相关经济体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评估全球价值链演进的经济影响，然后揭示这些影响在国际、国家、产业和企业等诸多层面对发展、贸易和投资等政策的启示，最后分析现有增加值贸易测度面临的统计挑战。

　　可靠和有利的国家贸易环境，高效且价格合理的物流服务支持，能够确保各经济体的投资与贸易无障碍、低成本、有效的流动，使全球价值链可持续发展。

　　第一，尽量在多边层面削减关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是贸易收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上，上游或下游的任何国家设定的贸易障碍，都会通过该国生产商同全球价值链上直接伙伴的贸易而传导到整个价值链上，其水平无论多低，在货物多次跨境后，最终也会累积起很高的贸易成本。OECD关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政策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总出口所负担的关税只有4%左右，低于日本、德国、欧盟、法国和越南，大致接近美国、英国和荷兰，但换算成出口的国内增加值部分所负担的关税时（即中国出口商实际负担的有效关税），关税猛然上升，达到17%，约上升了四倍，为所列国家中的最高值；农业面临的有效关税更高，2009年接近34%。因此，各国在出台贸易政策时，要考虑该政策在其他市场的可能效果。在国际相依性大大增加的情况下，降低关税及其他跨境成本，对供应链会产生立竿见影的促进效果。区域贸易协定应同本区域的生产网络协调一致，避免引入区外贸易成本，以致扭曲区域内的全球价值链。如果政治条件许可，单边自由化的国家应尽量同其他贸易伙伴进行协调。

　　第二，贸易政策应保持中性，确保任何公司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国外市场并获得外国投入品。贸易协议不仅要提高货物流通的便利程度，而且应增进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的便利性。

　　第三，贸易协议应关注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垂直关系。应有专门条款加强国际合约和处理垂直竞争问题的机制。应更新原产地规则，增加细化生产过程后的国别信息，比如“部件A原产地为a，部件B原产地为b...”等。

　　第四，推进边贸管理便捷化。优化边境管理，尤其要推进通关流程便捷化。包括增加营业时间、降低审查与船舶滞港时间、加快权证处理、减少通关单证数量或者提高单证验检速度、改善行政要求相关信息等。这些举措会显着提高物流效率，有助于供应商节省延迟销售所致成本，优化存货管理，保证供应链运行更顺畅，从而提高中间品贸易商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