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毯的背后

    据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新任馆长托马斯·坎普贝尔在业内有一个外号，叫做“壁毯汤姆”。靠着他的努力和专业知识，壁毯这个长期受到忽视的艺术领域，开始广受关注。2002年，还不是馆长的时候，坎普贝尔就策划过一次大型的壁毯展览，题为《文艺复兴壁毯，技艺与堂皇》，结果是爆棚式的成功。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大型挂饰的历史，远比过去想象得丰富。包括拉斐尔、鲁本斯、戈雅在内的大艺术家，全都介入过这个领域。

　　毯面上的图样，不论殉难圣徒、历史掌故，还是撕斗中的神话动物，都在展示西方早期现代社会的文化想象。那些工艺繁复的纺织品，对于旧时代欧洲的大人物，除了作为室内装饰，更有宣示实力的功能，就像当今的大机构和富豪人家，都愿意摆放一些昂贵的艺术品。二三十年前，多数中国人还很穷的时候，一般人家都会把电视机贡放在客厅，表示自家还没落伍。现在，大家也开始注重品味。这个世界上，除了御宅族，谁都免不了在家接待个亲友、客人。只不过，大人物接待的，也是地位庶几相若的外国使节、教廷代表之类。于是，室内的摆设，自然成了身份标志。

　　品味总会折射出主人的意识形态，而这通常是由讲故事完成的。一般我们见到的壁毯，往往几块组成一个系列，为的就是叙事的便利，就跟现在的小人书差不多。北京长大的人，都会熟悉颐和园的长廊，笔者把它叫做“世界上最长的连环画”。内外栋梁上，从八仙过海、通天河降妖，到虎牢关战吕布、八大锤大闹朱仙镇，再到各路才子佳人，画满了各种古代人物的故事。身份再高的人物，也都有着一颗通俗心。

　　上次在曼海姆，笔者被拉去参观当年选帝侯的府邸。这是二战期间，被盟军空袭夷为平地的城市，战后德国重建期间，又没像慕尼黑、纽伦堡那样精工细作。重新修复的的宫室，只是大体合乎旧制，因此更像一般的文物陈列馆。其中的展品，也有不少是壁毯。同行的朋友问，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吗？笔者摇头不知。他说可以保温，就像现在的居民楼，为节能而附加的的隔热层，不只是用来嘚瑟。

　　对我们今天的观众来说，壁毯只剩下观赏意义，保温功能已经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显然是在快速增长。2007年，坎普贝尔又策划了名为《巴洛克壁毯，辉煌的经纬》的新展，主要着眼于17世纪，算是前一次展览的续篇。该展再次引发关注、研究壁毯的热潮。眼下的大都会博物馆，又在举办新的一次壁毯大展。这一次介绍的主角，是一般人极少听说过的彼得·凯克。

　　凯克是16世纪的佛拉芒艺术家，父亲是小城阿尔斯特的副市长。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有志文艺青年一样，他曾经南下意大利学艺，并在学成后，加入北方文化重镇安特卫普的画师行会。像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匠那样，他也属于全才型人物，享年不到50岁，却在绘画、刻版、玻璃彩画等方面均有成就。此外，他还把古代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建筑论》翻译成佛拉芒语。或可一提的是，雷奥纳多·达·芬奇在《维特鲁威人》中表现的理想人体比例，便基于该书的论述。

　　展览最有意思的部分，或许还不是那些效果富丽的壁毯本身——特别是那些以圣保罗的事迹，还有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为原型的作品，而是作品背后的历史，以及一种风格如何形成的动态过程，包括设计草图呈现出的制作工序。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本以堆砌衣饰、器物为能事的画家，由于拉斐尔等佛罗伦萨大师的影响，转而关注画面中的人物本身，从解剖到仪态。

　　作为一个市场意识极强的尼德兰人，凯克还曾跑到土耳其，希望在那个新崛起的强大帝国，为壁毯开辟市场。然而，就像很多冒冒失失跑到东方冒险的西方人一样，他不知道，自己绘织出的人物和动物图形，正是伊斯兰信仰的禁忌。奥斯曼苏丹，伟大的苏莱曼，自然不会买他的帐。但他没有浪费时间，马上开始学习土耳其语，同时把一路所见描绘下来，虽然并没有找到机会，把那些景象织入挂毯。

　　凯克的土耳其之行，是通过木版画这种媒介保存至今的。除了当年的安纳托利亚风光，我们还能从中看到当地人的日常起居，以及宗教活动。当然，也有沦亡不久的拜占庭遗迹，包括已经荒废的大跑马场。这时，他就像一个新闻史前的摄影记者。不过，那些版画出自另外一位工匠，而非他本人之手。或许应该强调，传统上的艺术制作，都是团队合作的结果。艺术家凭一人之力，完成所有工序，乃是晚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