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不该忽视的“机械”保护

　　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上海市级非遗传承人王梅芳演示三锭脚踏纺车的使用。

　　纺者踩着踏板，轮轴飞速滚动，纱锭欢快地唱起歌，洁白的棉条越来越小，棉纱卷却逐渐变得圆滚滚……这样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的场面，曾是江南一带城镇的盛景，如今已经很少见了。

　　发端于元代上海松江府乌泥泾的手工棉纺技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和意义。它不仅让“民事不给”的乌泥泾变得富庶，也让上海的纺织业龙头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棉花种植和棉纺织辐射至江南地区后，十多个大、中、小城镇构成不同等级的棉纺织中心和贸易中心，深刻改变了江南经济结构，带动了区域经济、贸易的繁荣，进而影响到全中国乃至世界。

　　随着棉纺织大工业生产的成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因为物质基础、文化生态的消失逐渐风流云散。2006年，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年76岁的康新琴成为唯一的代表性传承人。

　　物质基础、文化生态正在消失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源于黄道婆从崖州(今海南岛)带回的纺织技术。在位于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华泾镇)的黄道婆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黄道婆墓。1985年，康新琴开始为黄道婆“守墓”，每天以虔诚、勤恳的态度洒扫，无论刮风下雨，以至于很多人把康新琴认作黄道婆的后人。

　　在“男耕女织”的时代，纺织技能母传女授，世代沿袭。“女孩子如果不会纺织，是吃不了‘婆家饭’的。现在没有这样的传统，所以也不大有人学了。”康新琴的女儿、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上海市级非遗传承人王梅芳告诉记者。在上海青浦、浦东郊区农村中，有着大量农业文明与乡村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形式，它们大都是古代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以及吴越文化共性。因为生态场的丧失，比起发源于近代、在上海工商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发展中兴起的非遗形式，它们的传承要严峻得多。

　　现在，86岁的康新琴已经搬进了新公房，家里不再摆织布机和纺车，腿脚也不灵便。尽管常念着“守墓”职责，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她依然沿袭过去的传统，半强迫地让女儿学习纺纱。王梅芳从45岁才开始真正学踩三锭纺车。

　　三锭脚踏纺车非常考验四肢的协调性和力量的把控，对纺织娘的悟性和经验有极高的要求。纺车上装有三个纱锭，用皮绳紧紧箍在纺车轮轴上，轮轴以脚踏板带动，让纱锭旋转起来。纺者用左手四指夹三根棉筒，右手引纱，即完即添，这完全是凭纺者的经验和巧劲，才能纺出三根同样支数，捻度均匀的棉纱线。这种纺车最大的优点是解放了手，双手可以全神贯注用于引纱加捻，一手能纺三根纱，大大提高了棉纺织产量。

　　被忽视的“捍、弹、织”

　　算起来，这种纺车如今也是古董了。现在黄道婆纪念馆留有的几十架纺车，大多是前几年从上海郊区及江苏等地千辛万苦“淘”来，不少是明清珍品。王梅芳使用的这台尤其精美，轮轴做成了太阳的造型，上面刻着类似于太阳的花纹，轮轴连接踏板的地方，雕刻着一朵棉花。“如果有表演的需要，我们都会到纪念馆来。这些纺车像老太太一样，使用、搬动都要很当心。”王梅芳说，在她任教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传承基地园南中学，原来有20台纺车供学生学习用，后来踩坏了两台，也无处再购买新的。三锭纺车的制作并没有被纳入非遗技艺的保护，现在能够制作这种纺车的木匠也非常罕见了。“前几年找到过一个木匠，说是造得出，一台五千块，”王梅芳说，“再过几年还有没有这种手艺也讲勿好。”

　　实际上，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辍耕录》中第一次记载黄道婆，就把她描述成一个既懂纺织、又懂机械的巧匠：“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黄道婆把制棉的“捍、弹、纺、织”四大步骤主要工具都进行了重要改良，大大提高了效率，促进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遗憾的是，在目前乌泥泾棉纺织技艺的保护中，除了“纺”，“捍、弹、织”等技艺的传承因当地后继乏人，难以开展传承工作。

　　“捍”即棉花去籽，黄道婆在这道工序上一改原先靠手工或铁擀杖等效率低下的方法，制造出一种脚踏轧车，利用碾轴、曲柄原理大大提高了去棉籽的功效，比美国人惠尼特于1793年发明的轧棉机早五百多年。“弹花”方面，黄道婆增大了弹弓的尺寸，充分利用人体力学的原理，把原先只能一只手使出的力量增加到腰背部和手臂共同发力，不仅功效增大，而且弹出的棉花蓬松洁净。这种弹弓后来传到日本，被称为“唐弓”。随着传统的弹棉花行当式微，能够操作这种大弹弓的人越来越少。

　　除了“技艺”，“机械”也要传承

　　宋刻本《列女传·鲁寡陶婴》配图中妇女使用三锭脚踏纺车的场景，这种纺车最大的优点是解放了手，双手可以全神贯注用于引纱加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在18世纪珍妮纺纱机发明以前，要找一个同时能纺两根纱的工人，并不比找一个双头人容易。”然而上溯1500年，中国就有了关于三锭脚踏纺车最早的记载，在东晋着名画家顾恺之(约345—406)为刘向《列女传·鲁寡陶婴》作的配图中。按照宋刻本中配图的描绘，可见一位妇女操作三锭脚踏纺车的生动形象：在一架纺车上装3个锭子，用脚踏板带动，双手引线。

　　不过，今天的历史书里，几乎都用黄道婆所处的元代对标马克思这一表述。珍妮纺纱机是棉纺织机，而中国早期的三锭脚踏纺车都是用于纺麻，这是当时普通老百姓衣料的主要来源，御寒性差，质地粗糙。棉花种植直到宋代才传入中国。麻线粗放，经得起拉伸，而棉是短纤维，纺纱拉力过大会导致断头。黄道婆将三锭脚踏纺车加以改良，减小拉伸力，大大提升了棉纺织的效率，并加以普及，这一革新实践开拓了棉纺织品种，扩大了棉布的影响，带动了棉花种植业。至元明时代，棉花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之一。

　　黄道婆带给乌泥泾棉纺织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海南黎族流行的“挈花”(提花)结合汉族苏凇地区早已盛行的纺织麻绸的技艺，运用于棉织品，“织成被、褥、带、帨”等产品，创造了“粲然若写”的“乌泥泾被”。当时，色织、提花织品在民间都是罕见之物，这种兼具艺术审美价值的高档纺织品引发各地争相抢购，甚至远销欧美。至此，以松江府为中心，江南地区拉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手工业变革的帷幕。元末时，松江府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徐光启形容为“供百万之赋……全赖此一机一杼”，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在今天的高档毛纺织或者混纺织的制品中，还保留着黄道婆发明的织法。遗憾的是，这种可以同时纺织棉、麻、绸、以多色线制作多种图案的传统织布机，几乎已经看不到了。黄道婆纪念馆展示有一台双踏板织布机，只能织出两种颜色，难以重现当年“粲然若写”的荣光。王梅芳介绍，几年前，她曾在一个乡村看到过一位老太太用6个踏板的织布机织布，可以同时织6种颜色，这样的织布机几乎已经绝迹。黄道婆改良的织造技术在上海乃至中国古代的手工棉纺织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革新意义，这种机械的不存无疑令人遗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许多非遗保护中，都存在一些“盲区”。非遗保护应该是郭绍虞所说的“社会通力之学”，它具有极强的学术性，涉及诸多学科。这方面，日本和纸的保护或许可以作为参考。和纸被视为日本重要的“无形文化财”，对于造纸的原材料楮树、造纸工具的制作技艺等，日本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相继纳入保护中。

　　史料错漏、研究缺失严重

　　黄道婆和乌泥泾的棉纺织业，不仅对中国棉纺织业构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科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黄道婆予以高度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称其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在我国，尽管从元代开始就对黄道婆的生平有所记述，对于她贡献的评价则主要集中在棉纺织技艺改良方面。相关的史料保存和研究也比较缺乏，甚至于黄道婆的真实姓名也是考证上的一大难点。记者查阅的许多非遗资料中，都误认为是黄道婆创制了三锭脚踏纺车。

　　伴随着城市化和棉纺织产业化，乌泥泾手工棉纺织的衰落也成为一种必然。采访中，王梅芳不止一次提到了乌镇的蓝印花布。长竹竿挑起的一幅幅轻软飘逸的蓝印花布，已成为乌镇的标志性景观之一，它也是黄道婆的遗泽。通过生态重建的方式，江南一些城镇复兴起寥落的纺织印染手工业，通过“生产性保护”使其在小范围内得以复苏。

　　王梅芳也希望上海能够有一处空间，让乌泥泾传统的手工棉纺织技艺重新流传。对于这些不再具有民众生存生活需要的技艺来说，如果再失去对原有审美情调的依恋，就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场。

　　据华泾镇方面介绍，接下来，华泾镇将开展手工棉纺织培训班、成立布艺工作室，2017年将在黄道婆纪念馆二期开放乌泥泾棉纺织体验馆，还原棉花从种植、纺线、织布乃至染布的全过程，也积极开发手工艺产品的制作体验，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焕发新的生命力。

　　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文化多样性的不断开拓创新，都需要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要想真正守护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的措施都只是起到表层的示范和规定作用，只有具备了非遗保护的觉悟和行动，感受到来自于古老文化正在日渐消失的压力和紧迫感，才能实现非遗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