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举措

　　每年4月份都是全国税收宣传月，今年宣传月的主题是“聚焦营改增试点助力供给侧改革”。日前，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考察全面实施营改增工作推进情况时，给相关人员下了“死命令”：营改增后，要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在当下，给企业减负、减税实际上也是“放水养鱼”。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认为，现在讲减税，不仅仅是给企业减负，避免大面积破产倒闭的一项短期宏观经济措施，而且应该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根本性举措。

　　中国经济将结束几十年的高增长，长远来说，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型；短期来看，经济需要平稳过渡、避免大量企业倒闭带来的动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共识的形势下，什么样的体制改革正当其时？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是明智？韦森教授在访谈中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不能把地方政府当作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时代周报：在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最为热门的词汇。在你看来，中央层面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体现了政府管理经济思路的转变？

　　韦森：实际上，从决策层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开始，就体现政策思路的转变。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决策者理解并接纳了经济学界的一些建议。2007、2008年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现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政府想要用到的是使用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概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到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条，其实就意味着不会再采取强刺激。

　　在财政政策方面，到去年底，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到今年两会期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及在“两会”后的答记者问中，均提到要给企业减税。尽管在减税方面的具体措施还不大，但至少意识到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很多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认为，目前政府管理经济的思路转变得还不够。

　　2016年第一季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审核的项目投资及部署安排的专项建设基金合计又高达8473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能源和高技术领域。说明政府还是要靠投资来保增长。

　　观察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连续在7%以上高速增长几十年。当然，因为我们国家制定了到2020年要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样的目标，分解到每年的经济增速还是会有一个目标，比如6.5%，但是我认为这种思路日后也要改变。我们应该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经济增速能多高，就多高。

　　时代周报：社会真的可以接受低增长率吗？你怎么看中国过去这一段经济高速增长中，政府的经济组织动员模式？

　　韦森：我跟其他经济学家有点不一样的是，我认为应该看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因是我们采取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发成长起来，民营经济崛起了、外资进来了，一些国有企业民营化了，是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过去30多年来，各级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2446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0万多亿美元，我们的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250美元左右提高到现在的8000多美元。在过去38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从一个强制推行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政府，逐渐转变为强力推行市场经济发展和促进包括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港资、台资以及外资等多种经济形势并存和发展的政府。并且，国有企业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也市场化运作了。在这一中国的社会大转型中，政府确实起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一方面政府放开了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压制，另一方面也利用市场发展经济，以至于每一个地方政府几乎都成了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开发公司。

　　当中国从一个年人均收入只有250多美元的极其贫穷国家，发展到了今天8000多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这种增长模式就应该转变，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应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该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划者、指挥者和管理者，变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制定者，市场经济发展的保护者，让企业和个人真正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动力。

　　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定为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的预算法规定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政府预算收支要经人大的实质性的批准、制衡和监督，国务院要放开政府对市场发展的许多行政管制，乃至近几年提出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这些渐进性的改革，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如果政府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主力真正还给市场、企业和个人，而自己不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发号命令者和主角，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都应该没大问题。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在经济活动中，地方政府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市场、企业和个人这些关系？

　　韦森：这就牵涉我们的财政体制改革，在西方国家、美国、澳洲、欧洲，地方政府是很小的，他们的财政收入也是很小的。美国相对高一点，在澳洲这种地方，地方政府钱非常少，他们主要的工作是维持一些公共设施，保障社区安全。但我们国家过去38年，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是开发公司，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那么在现在这种经济下行的趋势下，地方政府更多地应该关注民生、社保、医保这些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入手，从以前的开发公司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服务人民福祉的政府。但我感觉我们不管是决策层还是经济学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还是把地方政府当作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认为经过这38年，我们整个国家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乃至经济发展战略都需要根本性的变化。

　　减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性举措

　　时代周报：在供给侧改革中，你强调减税，并且认为需要大幅减税才足以释放企业的活力。这些年民间流传很久的说法是，搞实业不赚钱，官方学者也指出，资本市场、房地产等部门吸纳过多货币，使得传统部门紧缩。减税足以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吗？

　　韦森：我这些年呼吁减税，是因为当下的外贸形势。中国的制造业产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总量上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的出口总量也为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5%左右。从2007-2013年，全球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复苏，到目前全球经济又开始往下走，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开始减少。同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单位劳动力成本快赶上美国了，跟俄罗斯差不多，人民币这些年实际上相对于美元一直在升值，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实际利率在10%以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税收负担太重，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就导致我们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以致2015年出现出口总额的绝对值的下降。这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中还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制造的人工成本上去了就降不下来，这在经济学上叫工资刚性。另一方面，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劳动力总量开始收缩，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即使从现在起放开二孩政策，但短期也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在此情况下，近来我主张第一是保持货币相对宽松，降低实际利率，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的还款和利息负担。现在我们本外币贷款余额已经超过100万亿元，按照财政部的官方数据，光国有企业就有近78万亿元的贷款。故企业债务成本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故通过一定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实际利率，也很快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格局下当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项，第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和外贸出口增速的下行，中国在国外投资的增加，热钱的外流，人民币币值有下行的要求。在此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应随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贬值的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行的要贬值就让它贬值，没必要维持较高的币值，因为出口占中国经济的很大一块，现在制造业非常大量地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第三就是通过减税降低企业成本。通过这些措施，尤其是通过对企业的减税减负，降低企业的成本，最终是为了救活企业。企业救活了，中国经济才有持续的增长。

　　好在去年，中央决策层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都有所动作。从2014年12月到2015年全年，央行五次降准，六次降息。去年8月12日，央行也允许了人民币中间价有了一定幅度的贬值。但是，在给企业减税减负方面，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提了出来，但还没有明确讲减税，只是说在研究降低增值税税率。在今年的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上，我在提问环节直接问楼继伟部长，中国经济增速目前下行得这么厉害，许多企业经营困难，为什么中央政府不考虑给企业减税。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就明确说了要减税。

　　此外，我们的物价、房价这么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政府税收太高，比如有房地产的专家计算过，中国的房价这么高，其中70%以上的房地产行业的收入实际上是被地方政府拿去了，其中包括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和各个环节的税收。前几年，我也曾计算过，中国现在的消费品物价这么高，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在中国的消费品中政府各环节的税收太高。故现在讲减税，不仅仅是给企业减负，避免大面积破产倒闭的一项短期宏观经济措施，而且应该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根本性举措。

　　去杠杆不能靠紧货币挤泡沫

　　时代周报：你是赞同大规模减税配合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但是一个很大的怀疑是，在经济失衡，资本市场、房地产吸纳货币能力很强的情况下，释放出来的货币最终总是会流到这些领域。

　　韦森：这一点也是我在讲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跟其他一些学者交流过。发现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大都不赞同目前形势下“宽货币”。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宽松就是新的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他们认为，即使PPI已经收缩48个月了，现在宽货币、加杠杆，还是会导致房价上升、资本市场泡沫，所以仍然不能宽货币，可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现在货币政策一定要“顶住”，不能“再放水”。

　　但我的看法是，目前宽货币，不是为了强刺激、不是为了再去推动一波大规模的投资，而是为了降低利率，降低企业负担，应对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我不久前在北京讲的一个观点是，去杠杆可不能靠紧货币，宽货币才能平稳地去杠杆。中国经济的杠杆率或说企业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靠紧货币去强制地去杠杆、挤泡沫。宽货币是为了降低实际利率，而不是主要再搞一波强刺激。在目前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差不多已经是世界各国最高的情况下，我们央行的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仍然高达4.35%，而西方大多数国家的企业负债率并不高，但他们的大多数央行的基准利率基本上是接近于0到0.5%之间，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甚至采取了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我们目前当为的货币政策了。现在中国企业负债很高，我们国家的PPI又连续4年为负，CPI近两三年也不高的情况下，导致整个经济中的帕廷金效应(通货紧缩加重企业的还款负担)和“通缩-债务螺旋加重”费雪效应，这是目前大量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况下，即使央行降准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了，商业银行拿着钱也不一定能贷出去，而好的企业也不一定想贷。如果贷款规模不会大幅度增加，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也会降下来。货币市场上的供给增加了，实际利率就会降下来。只有把利率降下来，中国经济才能平稳地去杠杆，才能救企业。

　　清理僵尸企业手段不能行政化

　　时代周报：中央现在提出清理僵尸企业，你觉得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手段？

　　韦森：对那些扶都扶不起来的僵尸企业，该倒就得倒，政府想扶，也扶不起来。但是我们却不能陷入靠政府行政手段去产能的误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要通过减税、降低利息率、人民币币值的变动，让那些在生死边缘但仍然有实力和再生能力的企业活下来。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政府所能做的，当是尽量采取减税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尽量降低企业的债务和税收负担，给企业创造最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尽量让去产能、去库存和产业升级自己根据国际国内市场的情形自己去做，甚至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也让市场本身来做。政府所能做的，也是尽量帮助僵尸企业破产后的下岗工人的安置和失业救济，以及保证僵尸企业破产后合法的资产清算和处置。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也自然适应于中国。政府也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去管理经济，中国经济才能在未来保持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的可持续增长。（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