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迎政策“暖风”下一步突破口在负面清单

　　“权威人士”上周现身《人民日报》，释放了重要的政策信号。如何解读“权威人士”对于外资领域的最新表态?种种迹象表明，再次强调外资，是对内表明态度、澄清立场的重要之举。

　　“权威人士”指出：“扩大开放是改革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国的外资多了!”

　　其实，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引进外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的一个核心元素。但“权威人士”此次有针对性地强调外资，依然颇有意味。

　　记者采访的业界专家认为，这种表态背后，不仅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引进外资的实际成绩、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未来外商对华投资前景与政策这三个重要问题的反思与争论，也是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为下一步利用外资做出了方向性指引。

　　“中国吸引外资要保持量的稳定，很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质的高低。”联合国贸发组织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告诉记者。

　　外资不只是钱的事

　　在中国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一直都有一些负面观点。有人认为，中国引进外资不是不够，而是已过多;中国国内的流动性很强，为何还要过分强调引进外资;以及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正面影响非常有限，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技术转移”或“技术溢出效应”。

　　多位学者与官员对本报记者称，这些观点与重视引进外资的观点，伴随着经济周期，此消彼长。此次，重视引入外资重新占了上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决策层人士对记者解释说，一言以蔽之，以前的一些观点太“土豪”，其实不是钱的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本报记者解释说，外资不仅是资金之“资”，更是资源之“资”。外资的资源侧指附着于资本上的其他要素红利，如客户渠道、信誉度、技术、管理、规模经济、国际形象、品牌认可度等，此时，资本固然是必要的经管要素，但更是承载其他要素的载体。利用外资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决策层最近也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美时表示：“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适应国际环境变化

　　解读此次“权威人士”对于外资的表态，必须要考虑大的国际环境变化：中国面临的产业转移问题，以及美联储加息引发的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压力。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1~11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648家，同比增长1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043.3亿元人民币折1140.4亿美元，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同比增长7.9%，预计全年吸收外资126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曾经在商务部负责相关事务，他对本报记者称，多年以来，商务部只统计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而未能覆盖撤资或离开的金额。他认为，外资撤离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带来的就业问题，是需要关注的。

　　本报记者实地采访的外贸企业普遍感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内地转移到周边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这些外资的流出，一些国内的工人可能面临失业。

　　梁国勇分析说，美联储加息，国内降息降准，这个利率“剪刀差”导致国际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虽然资本外流主要是指金融资本，但外贸、外资、地下钱庄等都可能成为渠道。实体经济不好，投资收益率低也会使资本外流加剧。

　　故事的另一面是，中国吸引外资的质量正在提升。梁国勇援引商务部数据称，服务业占外资比重于2011年超过制造业，2013年首次过半，2014年即达到55%，超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从宏观经济看，GDP构成中服务业于2014年超过制造业，2015年则首次过半。显然，外资结构近年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致的。

　　制造业领域吸引外资的减少，需要与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外资的增多相匹配，这样才能稳定外资的量，同时配合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其他值得注意的外界环境变化，包括久拖不决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一致，以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速度正在加快，这些都对服务业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去年11月，一位接近TPP谈判的人士对本报记者称，中国如果以后对接TPP，并不是要消灭国企，国企改革也是中国大的改革方向，即国企的市场竞争部分要公平竞争。这位人士表示，国企分为公共职能和企业职能，后者不应与民企和外企有区别。前者不是TPP关注的重点，但需要记住，不能打着前者的旗号，为后者搞特权，对其他市场主体形成不公。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最关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进展。他认为，这是下一步外资领域改革的核心动向。只有国有企业在一些领域合理地退出，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才有进入的机会。

　　与此同时，超过10位业内人士及专家均对记者反映，部分外资对于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执法等方面的疑虑，也在加深。

　　考虑到外资撤离的隐忧，以及对接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谈判的需要，吸引更多的外资不仅事关中国经济的前景，也关系到国家战略和各项改革任务。

　　下一步突破口在负面清单

　　说到下一步外资领域的重中之重，接受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突破口在负面清单。

　　周世俭对本报记者预测，由于双方目前达成一致的意愿都非常强烈，中美BIT谈判大致将在今年年中或者稍晚交换出价，并达成一致。美方的主要诉求，就是希望中国能扩大服务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交通等的市场准入。

　　“我们可以将BIT达成的情况看作一个外资领域政策的风向。”他说。

　　最新进展是，2015年11月22日~25日，第23轮中美BIT谈判在华盛顿举行。中国方面，商务部和发改委修订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限制类数量减少一半，并进一步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出台统一适用于4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条目从139条减少至12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