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国时尚同盟与宁波服装节合作打造的这一平台,新锐设计师田小田找到了设计生涯的新起点。
自2011年以来,中国时尚同盟就一直在为宁波的服装产业升级贡献力量,事实上,从宁波服装节的舞台上涌现出来的优秀设计师远不止田小田一个。
今年10月,这项旨在推进地方产业内外合作的计划将再次展开。2012年,有11位设计师与中国时尚同盟合作,在宁波国际服装节上展示自己的作品。今年,这一阵容扩大到了18位。在这些设计师中,有的从业十几年,一边为企业服务,一边养活自己的个人品牌;有的刚刚毕业没多久就已经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不过,无论从品牌规模还是知名度来看,他们仍是设计师阵营中的“青年新锐军”。因此,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正在寻求与政府机构、企业合作,以达成他们心中的梦。
实体店,一个不好做的梦
离本届宁波国际服装节的发布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设计师黄海兵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今年他将呈现新工艺,包括近几年在欧洲流行的无缝技术和中国传统的扎染工艺。
与中国时尚同盟合作,黄海兵并不是第一次来到宁波,这次来宁波做发布他的目的更加明确。“参加这个活动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尽快开设自己的实体店。”黄海兵之前一直和代理商合作,但他认为这种模式不够成熟。
黄海兵说:“作为一名设计师,最大的梦想就是有自己的店,这种心情就像培育自己的孩子一样。”黄海兵的计划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他的实体“窗口”将在2014年于北京和上海亮相。
已经连续3次参加发布的蔡宇的个人品牌Quiet k-night已经在设计师集成店寄卖和网络销售。他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和投资公司洽谈,计划在5年内把品牌真正推向市场,包括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开设小型的定制会所。
做这种打算的设计师并不只有黄海兵和蔡宇,他们通常先为服装企业服务,再把赚来的钱用来养活自己的品牌。蔡宇曾任职于依文旗下高端男装品牌Kevinkelly设计总监,现任巴贝(中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品牌设计总监。黄海兵则同时服务于欧林诺、奥兰多等多家品牌。
不过,大多数设计师对于开店谨慎多过热情。江苏省优秀服装设计师秦婉瑜已经有了自己的Shelley﹒qin针织设计工作室,在她看来,除非遇到非常投缘的合作伙伴,否则开店只能还在考虑中。
在杭州经营自己工作室的何佳妮也抱有同样想法。除了好的合作伙伴,何佳妮认为如果自己开店,资金很容易被“套住”,毕竟房租是笔不小的数目。“一般实体店当季至少需要200件产品,我们目前的产品数量还足以支撑实体店的运营,开店还会面临库存问题,这对设计师是致命的。”
何佳妮的担心并非多余,目前的状况是,即使是设计师集成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租金的提高直接转化成库存压力给设计师。而设计师品牌通常都是工厂不喜欢的小订单,何佳妮的家人就在温州开服装厂,作为一名“服二代”,她说,“有时候订单连家里的工厂也不愿意接。”
发布会,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店,开还是不开?这个问题着实令人困扰。不过,在开店之前,很多设计师还在为运营问题困惑。
“发布会结束就是结束了。”蔡宇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很多设计师朋友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发布会结束后,运营方面没有及时跟进。“以前我们做过很多场发布会,结束后会接受媒体的采访,政府部门也会介绍一些企业和我们认识,但是并没有后续的跟进。设计师对于商业运营都是‘门外汉’,没有经验也没有精力去跟进买手订货、开店计划。”
设计师的想法是,借助政府部门的引导改变来这一现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选择加入中国时尚同盟的主要原因。
秦婉瑜最看重的是与企业交流机会,她说:“在国内,优秀的设计师与好的企业能真正融合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很多企业花重金引入欧美的大牌设计师,给国内原创设计师的机会很少。”
郑彤和他的个人品牌ALEX ZHENG已经与中国时尚同盟合作了3年,这一次来到宁波国际服装节,除了做发布会,郑彤还看准了静态展,希望借此拓宽品牌的销售业务。不过,在郑彤看来,对于与政府、企业合作的发布秀,设计师不能太过急于求成。
“你不能指望做一场秀就立刻火了。自己做秀的成本很高,场地、模特的费用都要考虑在内。和政府机构合作能够降低成本,但作为原创设计师,不管有没有这种合作,每一季该出的产品还是要出,只不过要做发布就必须有明确的主题以及至少25套设计而已。”郑彤说,设计师的心态很重要,通过发布会只是展示一下自己,或许会有机遇,但也不要抱很高的期待。
没生意,创意园似“空城”
不管设计师对于政府扶持的态度如何,随着设计师集成地或创意园在各大城市的兴起,政府正在做的是为原创设计师提供展示自我的空间。
不过,设计师们似乎对规模大过机会的创意园有些失望。在秦婉瑜看来,创意园对于设计师来说是“空”的,很多设计师进驻创意园后并没有得到如预期的效益。“宣传力度、活动组织都不够,政府的推动作用还没做‘实’。”
“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在创意园的设计师很难做,他们基本都是靠做一些批发单来维持。”蔡宇说,设计师品牌普遍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没有足够的钱,库存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减轻库存压力,产品数量只能减少,而没有足够的产品直接影响到的是规模。
郑彤也认同这种说法,他目前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任教,对上海各大设计师集聚地多有熟悉,他认为这样下去是个恶性循环。“几乎每个城市都在做创意园,但是进去的设计师面对的是稀疏的客流。没有生意,设计师就无法支付入场费用。”
今年3月,广州知名文化创意园“红专厂”传出将被拆的消息,而在此前这里已经有不少设计师工作室因为高昂的租金价格选择撤离。据悉,“红专厂”的租金日益增长,每月一两万元的工作室租金对于年轻设计师近乎于天文数字,只有一些精品店和餐厅可以承受。
“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前期没有经过太专业的考察,后期的宣传力度也没有跟上。当然,设计师也不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设计师自己的水平是关键。还有一点,当前国内的消费者还远没达到对设计师品牌的审美水平。”郑彤指出,创意园在国外做得不错,但在国内会不会水土不服,恐怕还需要做一些更符合国情的改变。
在设计师们看来,政府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大戏台”,但这个戏台太静了,没有宣传,也没有观众。蔡宇对记者说,“创意园是有了,但媒体的宣传力度还远远不够。”
守二线,小城市不是没竞争
围绕在中国新锐设计师身边的困惑还很多。他们一方面得意于其个人设计风格的纯粹性,同时也感叹在艺术与商业结合日益紧密的今天,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商业领域中,身为设计师的势单力薄与不知所措。
如果把时间推回到一位原创设计师刚出道时,有多少年轻人在为选择更为时尚的一线城市还是压力较轻的二线城市而挣扎?面对“北上广”的激烈竞争,一些年轻设计师最终留守二线城市。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情有独钟,而大多数人还是出于无奈。
王米佳把自己的抉择归于前者,身为成都人,他发现这里的消费者已不再是大牌的盲目追随者,这种消费心态的转变给了设计师品牌机会。“成都人对高端商品的购买力并不比北京、上海差,他们对服装的理解远远超过服装的本质。”
而何佳妮的选择或许更偏向后者。2008年,何佳妮从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染织系毕业,前往意大利深造,还担任过意大利名牌罗伯特·卡瓦利(Roberto Cavalli)首席设计师的设计助理。2011年回国后,何佳妮到各大一线城市考察,最后还是回到杭州开设自己的工作室。
“我的人脉都在这里,我对杭州的文化氛围也比较适应。上海虽然够时尚,但是自己开公司的成本太高,北京的水又太深,杭州更适合品牌的平稳发展。”何佳妮说到这里,语气中不免透露出了些许无奈和疲惫,不过,她仍然坚信对于设计师而言,在哪个城市发展并不是决定性的。
“人是活的,我人在杭州并不代表我的产品在温州就不好卖。”何佳妮透露,她的个人品牌Saryhe在北京的销售状况不错。“所有的前提都是你的设计有没有打开市场的实力。”
除了成本高,想要在一线城市立足,年轻新锐设计师面对的是一个趋于饱和的市场。“在一线城市,真正能做出来的设计师并不多。在北京特别有影响力设计师品牌的也只有一两个。比如郭培的玫瑰坊就拥有很多高端客户,特别是娱乐圈人士,别的设计师再去做这部分客户就比较难。”蔡宇认为,这也许是不少设计师“逃离”一线城市的背景之一。
而在黄海兵看来,对于原创设计师而言,二线城市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现在不管是奢侈品大牌还是快时尚品牌都在向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下沉,或多或少会对设计师品牌造成一定影响。”以成都为例,其国际一线品牌的引进率已经达到了85%。
提升产业格局要善留创意人才
作为中国服装产业重镇,一直以来宁波服装的制造能力毋庸置疑,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转变以及行业专项升级的趋势,宁波服装的设计短板开始拖累当地产业的持续提升。近年来,宁波市政府在引入设计人才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
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周学明介绍,在新锐设计师走近宁波系列活动上,服装节组委会除了为他们提供了动态和静态的展示让当地企业认识他们,还制定了三大体系进行跟进服务:一是展前广泛宣传,让广大企业了解组委会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意义、进展动态、新锐设计师个人背景以及给企业将会带来哪些方面帮助。二是展期一对一对接,在前期企业和设计师配对意向搜集基础上,通过设计师与用人企业面对面零距离洽谈,提高合作的可能性。三是展后跟进服务,帮助企业和设计师解决一些合作配套资源方面的问题。
对国内服装行业涌现出来的新锐设计人才,周学明表示,希望他们在宁波服装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多推动的作用,他说:“服装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更新换代周期非常短,对新鲜血液的需求和要求都很高。在产业价值链上,制造已经不成为问题,价值链重塑已经成为行业领军企业探索的重要问题,在服装行业,设计研发在企业轻资产经营中最为核心。其中,新锐设计人才的不断涌现并各领风骚,对行业和企业良性发展贡献卓越。因此,我们应该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不断加大人才储备开发的力度,不断培育知名设计师,进而带动一个品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