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贸易规则新变化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一出来就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近日有报道称，中国和印度正在抓紧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由于中印两国均被排除在10月5日达成的由美国主导的TPP之外，此时加速区域贸易协定可以看作是中国应对TPP冲击的回应。

　　与此同时，德国柏林近期也爆发了大规模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游行。相比于TPP，其孪生兄弟TTIP的谈判更为艰难，未来考虑到中欧关系友好，且欧美之间在农业问题、劳工问题方面分歧明显，TTIP前景不容乐观。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待TPP，既要保持关注，也不宜过度渲染其冲击，而应仿效十多年前中国入世的成功经验，将外部压力化为改革的动力，一方面，通过继续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等，降低TPP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有企业、金融、知识产权、劳动市场等多项改革，实为应对之法。

　　具体来看，应对TPP冲击，首先，中国应抱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特别是加速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并结合汇率市场、利率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与今年11月人民币顺利加入SDR篮子。

　　其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举措一方面是出于应对全球货币投资新局面的举措，而另一方面这也恰是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对于以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下内在缺陷的反思与经验总结。

　　可以看到，过去30年来，中国政府通过资本管制、利率管制、固定汇率并通过采取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促使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仅与中国经济实力、全球经济金融地位相称，也将大大降低人民币过度依赖美元带来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

　　尽管今年夏天，中国面临了国内股市与汇市的双重动荡，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决策层仍然坚持资本项目开放，并积极申请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为满足SDR篮子的技术标准，国内金融改革已然提速，如8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提高了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标志着人民币国内支付和国际支付统筹兼顾的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中国央行[微博]宣布正式采取IMF[微博]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提高统计数据的透明度、可靠性和国际可比性，为人民币纳入SDR的技术评估铺路。

　　第二，中国应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TPP涵盖了占全球人口13%、GDP总量四成的经济体，且上下游产业链均有涉及。但很难想象，没有中国在内，仅靠越南、马来西亚等经济小国可以满足对成员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用品等的出口需求。实际上，贸易方面，截至2014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占到美国出口份额的16.9%，体量之巨短期内难以替代。

　　更进一步，中国已与多个TPP成员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如TPP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和智利。而中韩自贸协定于今年6月1日签署，双方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而在更广区域，东盟10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6国间的自贸协定（“10+6”）——RCEP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由于其涵盖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经济和贸易规模占全球的30%，据商务部估计，一旦建成，将提高亚太与全球GDP2.1%和1.4%，甚至高于TPP的贡献。

　　因此，未来在内通过构建自贸区、在外通过推进双边和多边协定，有助于增加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份额。

　　第三，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是本届政府重要的战略部署，连接了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逾20万亿美元，发展潜力巨大，不仅有利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缓解国内产能过剩，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交往。与此同时，由中国牵头提出的亚投行得到了52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一些美国的老牌欧洲盟友也积极加入，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金融话语权的提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若能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未来加深与欧盟国家的合作，更是应对TPP挑战的重要内容。实际上，相比于TPP协议，正在进行谈判的包括欧盟在内的TTIP更值得关注。毕竟欧盟与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60%,商品贸易占比33%，服务贸易占比42%，一旦美欧日被纳入统一框架，对中国的冲击更为显著。

　　当然，欧美之间分歧明显，农业问题、劳工问题更难协调，况且欧洲与中国近年来贸易金融关系紧密，因此预计未来TTIP进展缓慢。

　　第四，以自贸区为蓝本，加速推动国内改革。自2001年加入WTO[微博]以来，中国已在降低关税、放开外贸经营权以及扩大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不小进展，并且达到了入世承诺的硬约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减少国有企业行政干预、保护知识产权等软条款上仍存在很大改进空间。

　　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3年9月成立之初，便承担了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在自贸区范围内，不仅推行了金融、贸易改革试点，其也在法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未来进一步研究TPP细节，推动上海自贸区实践，不仅是中国融入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体系全球化战略新框架的表现，也是推动国内经济转型的需求。

　　可以看到，在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标准和规则一体化方面，上海自贸区已先于国内其他区域，进行了向国际标准看齐的探索。例如，上海自贸区在2014年就形成了第一家专业的知识产权仲裁庭，未来还将在原试验基础上，在产业预警、权益保护、信息公开、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此同时，伴随着自贸区行政管理经验的推广，预计国企改革也会加速，推动改革进程。

　　总之，此次由美国主导的全新经济规则的达成让我国感到了挑战，但对待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新变化，并无他法，唯有抓紧时间加快改革，尽可能地增加谈判砝码以应对。所幸的是，入世的成功经验证实外部压力亦是改革的动力，更何况推动国有企业、金融、知识产权、劳动市场等多项改革，本已是国内改革诉求与既定方向，特别是当前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仅差临门一脚，加快推进实为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