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上市的国有外贸企业——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方),很难确定今年出口是否能保持增长。
前7月的数据显示浙江东方一部分企业的出口额同比下降了5%~6%。“这两个月略有好转,年初下降了10%。”浙江东方一位高管表示,从前7个月的数据来看,他们对今年增长的预计是“不增不减,与去年持平。”
在外需不振的现实下,制造业企业除了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挖潜力外,还迫切需要一些法规松绑。
出口动力减退
成立于1988年的浙江东方是浙江国贸集团1997年在上证所上市的子公司。谈到现在的增长动力不足,浙江东方的高管表示,主要是外需恢复的问题。“前景如何,很难判断。”
浙江东方旗下的纺织服装几乎100%出口到美日欧和澳大利亚。
这两年,不断攀升的国内成本成为东部沿海外贸企业的发展瓶颈,而人工成本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上述浙江东方高管表示,人工成本上升太快,每年以10%~15%的速度上涨。江浙一带一线工人的月薪,4000元是起步价,如果有加班,起步价则需要再加1000元。而东南亚、土耳其、墨西哥、北非相对便宜的劳动力,使得其产品价格颇具优势,对中国产品形成了价格压力。
正在减少的人口红利是外贸企业必须面对的事实,不过大概还可以维持10年,上述浙江东方高管认为,在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还可以继续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馈赠。但他们也认为,10年后,中国的劳动人口在逐渐减少,传统商品的生产相应也会减少。“中国要继续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势必要淘汰一部分产品和行业,这个可以理解,也是进步的标志。”
浙江东方几位高管均认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转型阶段跟现有的生产能力相匹配。但在这个不太好过的转型过渡期,小企业会想尽办法在税收和用工上避免成本的上升,而国有外贸企业则全部按国家规定来,运营成本高。
而自今年初汇率开始双向波动、人民币又进入贬值通道,这也让浙江东方的对冲等避险操作难以判断。“利率波动没法判断,接下来也很难判断。”他们表示。
浙江国贸集团旗下另一家从事服装服饰进出口贸易的子公司也称,今年前7月,账面上的外贸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没有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子公司增加了大宗商品棉纱的进口以降低成本。
该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中国的纺织行业,最困难的就是纺纱行业。粗粗估计一下,有50%倒闭。这主要来自国际市场低价格棉纱的竞争。国内的棉纱价格高于国际2000元~3000元/吨,等于原材料成本直接高出10%。
企业呼吁再松绑
为了稳外贸增长,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19号文)。外贸企业人士对19号文的评价是“很全面”。
19号文中提到了关于服务贸易的支持措施。5月份文件下来后,浙江某家大型外贸企业就前往海关和税务沟通,但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这家企业表示了渴望政策操作层面作出一些改善的愿望。
作为主管进出口的横向部门,部门之间有自己的规范和制度。上述企业负责人也明白,像19号文等其他促进外贸增长的文件里写明的加快退税,在现有环境下操作不易,因为每个部门的操作流程其实是早就规定好的。
对这家企业来说,造成出口退税慢的原因是税务部门纠结于原产地不同。
“江苏和浙江有什么区别呢?还要追溯到报关地点重新更改产品货源地。这样一来周期就很长。不给退税,我们就白做了。”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的利润点低,退税的返点足以涵盖利润空间。还有些此前合作的加工厂倒闭了,税务部门去调查后,说无法核查,出口退税就退不了。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东莞那边每次都会询证,每次询证都一两个月。”该负责人对产地退税很不理解。
他举了一个例子。上半年,该企业申报给省税务局申请出口退税后,省税务局给下一级的市税务局出示函调。
该企业上半年在浙江诸暨一个加工厂采购产品出口,这个加工厂偏偏此时歇业了。而企业的交税证明又必须加盖企业印章。该外贸企业犯愁,上哪找这个已经歇业的企业印章呢?如果没有印章,退税就没有。幸运的是,这家外贸企业在诸暨当地税务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该加工厂管印章的会计。
此外,海关对外贸企业的查验率也比较高。“送上去查验之后再通关两三个月。生产企业就快,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外贸企业各方面都不如生产企业的待遇。”
涉及到海关对出口企业的调降等级方面,外贸企业也希望能执法规范,并且不能跟生产企业一个标准。如果出口产品涉及到的税则号比较多,其中有一票、两票(单据)产品出问题,只是采购商的外贸企业则会被降级,成本就会大幅上升,因为查验率和退税检查的严格程度都会大幅上升,甚至是正常的产品也通不过。
而在海关出口退税的归类上,对于既可以归在a类、又可以归在b类的产品,海关一般会选择按出口退税率较低的类别给予退税。
上述外贸企业负责人介绍,同样是建材产品,如果归类到小五金类的话,退税差别有三四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