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核心与突破口：投资准入管理体制

中国（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设计参与者王新奎认为自贸区需完成三大任务

　　核心与突破口：投资准入管理体制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范围涵盖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自贸区要完成三大任务

　　□ 首先探索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投资准入管理模式，即国际高标准的投资环境；

　　□ 其次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即国际高标准的营商环境；

　　□ 第三则是实现高标准的贸易便利化，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设立自贸区绝对不是搞特殊政策，核心是改革，突破口就是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参与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设计，在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一场令人振奋的试验，至关重要的是各方要积极主动地成为参与者和推动者，让改革真正释放出红利。”

　　主动适应国际规则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发生了改变，一个全球性的高标准投资规则正在逐步形成。”王新奎说，“加入WTO，解决了中国适应全球贸易规则的问题。

　　所谓‘贸易规则’，主要是指在关境上的关税、非关税的贸易壁垒等，适应起来相对容易。而‘投资规则’则关系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适应起来难度不言而喻。”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不主动去适应这个全新的全球投资规则，就有可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所以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必须参与。”

　　事实上，从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传达出的信息看，为适应国际发展趋势，中方已经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而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与之一脉相承的一项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全球服务贸易的壁垒也正在经历重构。在数字化的服务与智能化的制造结合后，服务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都建立在这个创新平台上。“原有的服务业开放标准已经完全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现状。”王新奎表示，“由于服务业变化太快，而且往往和传统产业结合在一起，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业，对于全球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难题。而自贸区正是要在服务业的开放上先行先试，抓住全球服务贸易重构的时机，主动去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规则。”

　　以开放促改革

　　在王新奎看来，自贸区需要完成三大任务，“首先探索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投资准入管理模式，这就是国际高标准的投资环境；其次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即国际高标准的营商环境；第三则是实现高标准的贸易便利化，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其中，核心与突破口就是投资准入管理体制。”

　　具体而言，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都以清单方式列明。王新奎表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了这种模式。

　　王新奎指出，适应这种全新的国际趋势，其实与中国自身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有利于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目前改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发展的重点。其中投资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要改掉投资准入的审批制，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他说，把适应全球投资准入标准与国内改革结合起来，达到以开放促进改革的目的。

　　监管长一寸，审批减一寸

　　“对于改革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潜在风险或者问题，我们需要引起重视。”王新奎说，“目前国内对于投资的管理，主要以行政审批为主，监管的功能还比较弱。而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并不是说不管了，而是意味着关口后移。今后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管——监管长一寸，审批就减一寸。因此，政府必须在各方面加强自身监管的能力，包括监管理论和理念、监管方法和技术、监管机构和专业队伍。”他同时表示，对于服务业的投资准入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肯定需要有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譬如金融业的开放就可以采取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形式来实现。

　　对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务院自贸区要完成三大任务□ 首先探索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投资准入管理模式，即国际高标准的投资环境；□ 其次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即国际高标准的营商环境；□ 第三则是实现高标准的贸易便利化，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要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能光等着就指望会有红利。”王新奎表示，自贸区毕竟是个新鲜事物，之所以在上海建立试验区，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积累信心，将来在全国推广，“在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验区要试出效果的前提就是大家都要来积极参与制度创新，除了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基层探索，这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本文经《文汇报》同意使用）